由于对转型社会的法律现象和法律社会问题的质性认识不足，因此必然需要探索性的研究、描述性研究和理论阐释性研究，法律经验研究的旨趣和优势正在于此。
显然要比西文law的含义窄得多。但是，即使在这个方面，也不是众口一词，也有不同的声音。
上述对中国法的评价是以社会和法律的单线进化模式为前提的，而这个模式以西方法律与社会的进化为蓝本。美国著名华裔学者李浩(Victor H. Li)上世纪70年代曾经出版《没有律师的法》，研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法律制度。而这一体制长期以来恰恰被西方主流媒体批判为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法家的法律观与罗马的法律概念相比，有着较大的缺陷。国家的财政被视为国君的私产，各级官吏是皇帝的家臣，以家仆的身份代皇帝征收赋税，管理他的家产。
就皇权之下的管理系统而言，许多研究表明，虽然没有西方那样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权制度，但中国实行文武相制，文官系统和武官系统在功能上是相对独立的。马克斯·韦伯把法律按照形式与实质、理性和非理性做出排列，中国法属于实质的、非理性的，而欧洲大陆法属于形式的、理性的。[37]前引[9]，韦伯书，第92页以下，注59。
只不过它们被视为恶的东西、过时的东西或者老古董，在现代西方法中被超越或被有意撇去。当这些特征在当代西方法律发展中又重新显现，或在拥有这些特征的其他文明中创造出比西方更辉煌的成就时，它们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已经在西方法发展路径中被固化了的法律与社会发展模式的危机。要推翻祖制，常常不得不托古改制，否则就没有合法性。就刑事案件而言，美国确实设计了体现法治精神的刑事诉讼程序，包括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回避制度、上诉制度等等，保护刑事被告的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但实际情况是这种法律制度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90%以上的刑事案件包括重罪案件根本不通过开庭审判，而是通过控辩交易。
许多研究中国法的学者的献身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他们娶了中国的妻子，与中国文化耳鬓厮磨，与中国法研究事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何解释中国个案，无论对中国的成功抱有什么态度，敌视、偏见还是赞许，造成中国奇迹的一个谁也回避不了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的举国体制。
其次，所谓中国缺乏自然法观念、更高的法的观念是值得商榷的。按照组织社会学，组织结构可以分为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正式结构和法律或组织规范相关，它建立在组织成员间的正式关系的基础上，是按照人们在组织中的地位建立的，最典型的就是韦伯所说的科层制的关系，它与人们之间的亲疏远近、熟悉程度无关，而是由法律或组织规范所确定的。西方宪政约束权力的方式是分权和制衡，神学宪政约束权力的方式是教权与政权的分离，通过更高的法如古兰经，对国家权力予以约束。马克斯·韦伯提出，中国的统治精英不是通过正式的法律或普遍的道德准则将其权威合法化，而是以家长的方式处理事务。
在社会经济实践中，处于持续伙伴关系中的当事人一般都将许多契约条款悬而不决，留作之后根据商业需要再做随机应变的调节。发生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飓风、饥荒、传染病、流行病、瘟疫。[12]许多西方人预言，中国要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必须使具有公共性、实证性的法律占主导地位，必须实现从传统法向现代法的转变。而且，正式的合同甚至会阻碍商事交往：在签订合同时，在主要条款之外的细节上花费很大精力，只能延误交易，甚至还没有交易就撕破脸皮。
实际上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一书时，就意识到这一问题：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14]西人所谓法者，实兼中国之礼典。把中国法研究放在西方各种法律进化模式中虽然具有参考价值，但终归是靠不住的，应转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轨道。
[3]茨威格特和克茨将达维德的三大法系演变为八大法系，虽然非西方法包括远东法、印度教法和伊斯兰法作为独立的法系与西方各个法系平列，但是对每个非西方法的论述只有区区几页，而西方法的论述每个都有上百页的篇幅，中国法显然是被边缘化的。关于中国士的地位，士缺乏独立性，依附于他所服务的君主，学而优则仕，这的确是中国士的品质，但是这只是士的一面，不能否定另一面，士的清高和独立人格。
中国法发端于习惯法，官僚法是中国法的典型形态，对于习惯法是一种进步，但是却没有进一步发展到法律秩序的阶段，缺乏对统治者的制约，没有形成与道德、宗教的分离，没有形成分权，没有独立的职业团体和缺乏法律推理的技术。[44]参见[美]W.R.斯科特：《对组织社会学50年来发展的反思》，李国武摘译，《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这其实就是19世纪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纯粹的、古典的契约关系的抽象。首先，在一般意义上，任何法律，不管立法者的意志如何都必然受到社会的制约。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在他看来，信守承诺是商人圈内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习惯，如果不守信，不按时交货，提供假冒伪劣产品，他的商业信誉就会降低，被记到商业圈的黑名单中，对他未来的交易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中国法的边缘地位也与中国学者自身的国际化程度密切相关。[17]《论语·为政》 [18]参见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关于第一个方面，许多学者都指出，即使这些模式对西方法的概括符合当时实际，也是不全面的：从身份到契约反映的只是民事关系某些领域的变化，很难涵盖所有领域。中国执政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它不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利益、某个政治集团利益的代表，而是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
一方面皇权至高无上，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皇权受到儒家经典的约束。家庭企业的管理和会计掌握在家庭的核心成员手中，雇员多半是同乡熟人，缺乏独立地位，根本不像西方合同理论所说的通过劳动契约把雇员和雇主联系起来。
中国法律与社会的进化，中国法律的发展路径正当与否也完全以这一模式为判准。阅读中国文献时，在语体和词汇上遇到巨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必须使这种专政不得侵犯国家主人——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宪政、法治根本目标的约束，没有法治，社会主义国家只可能在付出高昂的代价下维系一时，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讨论礼与法的关系还要注意时间维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皇权是任意的、不受任何约束的。日本的夫马进教授在1990年初对此问题有专门的反思，近年主编出版了《中国诉讼社会史》(京都大学出版会2010年版)一书。
今天，我们常说的话语权，实际是一个国家的学术界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学术越强大，话语权就越大。韦伯从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比较中国与西方法律作用的差别。
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指出，中国未能明确提出一个作为检验和评判官方法律基础的自然法观念，从而延缓了近代法律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他提出，中国法存在与西方法不同的内部模式。
西方法则是法律秩序的代表。社会主义法系指的是苏联和东欧的法律体系，原属于斯拉夫法系的范围，起源于西方，特别是东正教的传统，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受到了苏联影响。关于中国人厌诉也是一个长期以来西方人看待中国法的定式，也关系到对法的负面评价。[54] 关于第二个方面，用这些模式解释不了当代西方法的发展。
摘要：在比较法研究中，中国法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在主流的西方比较法文献中，西方法是正统，中国法只处于边缘地位。[18]因此，再说中国法律不受礼的约束，不存在一种类似于西方的自然法观念，可能就站不住脚了。
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的组织。他们提出，除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西方模式即所谓法治资本主义，还存在着一个东亚的关系资本主义模式，东亚不是靠法治，而是靠亲情、朋友关系发展资本主义。
法律大部分是行政性的和刑事的，是民众避之尤恐不及的东西。人们第一件操心的事不应是守法。
